對一個23歲的外省來京務工青年而言,名字跟很多名人並列,我自然非常開心。這個欄目的主持人是苗煒,他的回郵也很簡單,希望我能多寫。於是第二周,又寫了一篇小文章給他,又是當期刊出。文藝青年一般都容易把創作衝動誤認為是創作能力,我被他這麼一鼓勵,似乎覺得自己還是有創作能力的。

此外,我非常感謝《南方都市報》的前評論編輯鄧志新先生、《看天下》雜誌的副主編彭遠文先生、《新京報》的安峰先生,正是他們每週一次奪命般的催稿和不斷鼓勵,才讓我有動力寫下這些零零碎碎。我同時亦希望讀者能夠對這本小書提出最嚴苛的批評,讓我未來會對筆下的文字更加敬畏。

個人信貸



當然,北京最劇烈的變化發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這個城市的野蠻生長,伴隨著中國國情、民族主義、歷史意義的不斷變化而變化,大、小、高、低這些建築學的概念,在政治中都是關鍵問題,因為牽涉優與劣、好與壞、先進與落後等事關國體的大事。也正唯如此,北京也變成了一個涵蓋政治理念與宣揚意識形態的最重要的空間場域。北京是個符號,她的象徵意義及其生髮出的空間政治,又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與民眾的關係。

「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藝術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藝術為止。新聞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新聞為止。色情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色情為止。以此類推。」─賈葭。

3月12日,賈葭在臉書貼了上面這段話;15日他從北京國際機場準備飛往香港時失聯,迄無音訊,疑是涉及日前中國網媒轉載一封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辭職公開信的事件,因此遭到北京當局拘留。

說到這裡,我索性把序和跋一勺燴了——我要感謝編輯趙瓊、李靜韜兩位女士,她們不厭其煩地催促我整理過去的文稿,也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過去十年的自己。作為我個人出版的第一本集子(此前有一部書稿還在漫長審稿中),我還要向沈亮表示由衷的謝意與敬意。她是一位元稟賦極好的時政記者,通常能見人所不能見者。在有的交稿日我抓狂撓牆之時,她總能給我的選題以非常靠譜的建議。有些稿子,不客氣說,是全然接受她的觀點才寫出來的。



專欄作家是游離於這個大體制之外的民間發言人。在一些公開的場合,我很喜歡被人稱為專欄作家,這樣可以較為自由、不帶顧慮地獨立發言,既不會牽涉我所供職的公司,也不會給別人帶來媒體所攜帶的那種不安。其實,我根本也算不上作家,也不會失心瘋地要加入中國作協。我就是個碼字兒的文字工作者。在沒有正經工作的時候,寫專欄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

再深言之,在這座城市裡,我是什麼狀態?我的焦慮感、緊張感來自何處?我何以能夠彌合內心裡和這座城市深層次的鴻溝?何以能夠減緩我與這座城市潛在的矛盾與衝突?我把這些問題都會埋在一些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件裡,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

不論如何,我還是努力試圖記錄這些,只是寫下的文字與以往明顯有了不同。這些稿子大部分發表在騰訊《大家》以及《號外》雜誌、《明報》等媒體的專欄,少數發表在我自己的微信公眾號「賈葭的雙城記」裡(該號已陣亡,新公眾號為jajiapk)。

這些零碎不成系統的思考——有的就是半截子的、不成熟的判斷,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我寫專欄時的基本基調及立場。我不是單純的甚或赤裸裸的抱怨,而是在想:我,一個簡單的市民(或屁民),與這座城市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之間為什麼會形成這些關係?對我的影響又是什麼?我何以接受或者抵擋這種影響?

那時候還不敢以作家自居。我是個23歲才畢業一年的毛頭小子,作家這個身份離我太遙遠了。2003年的夏天的一個晚上,我跟巫昂坐在後海扯淡聊天。她問我以後想幹什麼?我說什麼也不想幹,像你那樣白天看書,晚上寫專欄就好了。這話我說過就忘記了。2009年夏天,我們一起受邀去搜狐視頻做一個訪談節目,她突然提到那年夏天的晚上,說道,你當年不就是想做專欄作家嗎?你現在已經是了,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北京在哪裡?北京是什麼?北京代表著、意味著什麼?這些問題都很難回答。我想起孩提時代唱的《我愛北京天安門》、《北京的金山上》、《讓我們蕩起雙槳》等歌曲,這些旋律乃至歌詞,我至今仍能脫口而唱出。只是,天安門、新華門、北海,這些地名在我的心中,與幼年時代的概念及想像已經截然不同了。當我瞭解了這些地域及其建築本身和背後的故事之後,我在心中重建了它們——也重建了一個北京。

賈葭出生於西安,35歲,有過貸款寧漂、京漂和港漂的生活體驗,寫起文章俏皮幽默、冷眼熱腸。也是風傳媒的作者。

我喜歡去尖沙咀的一個高層酒吧,在那裡可以俯瞰整個港島的夜景,對岸鱗次櫛比的大廈頂樓,有數不清的閃爍燈箱廣告,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光影投射在維港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地蕩漾出這個城市的光輝與榮耀。紅隧入口上方有一個藍底白字的燈箱,上書「北京控股」四個大字。我經常對人說,這才是理解香港的一把鑰匙。如果說大英帝國對香港的影響無處不在,那麼反過來也可以說,中國大陸施諸於香港的影響亦然。

於半島酒店俯瞰維港。(騰訊大家網)

新聞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賈葭專文-請你們等著我回來-我會回來-000117764.html

2005年,我讀《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時,和心中一些隱隱的卻不能總結出來的觀點相互印證,堅定了我對北京的看法。同上海、蘇州等城市相比,作為八百年帝國首都的北京,受到政治的影響更為顯著。市場因素在城市地位升降與發展變遷中,幾乎起不到作用。龐大的城市群落不是自然生長的,而是屈從於政治的決定任人打扮。

時光荏苒,世異時移,我沒有不悔少作的勇氣,要請讀者諸君原諒。一個人的現在就是他的歷史構成的,而現在又會轉瞬即逝地成為歷史,卻又會不斷地在未來出現。

可以說,大英帝國就隱藏在這個城市當中,像幽靈般無處不在。這與另外一種無形的力量構成了某種微妙而隱蔽的衝突,至今讓香港徘徊在一種複雜的糾結甚至憤怒當中。過去的一年中,香港社會發生的許多事件也與這種衝突有關。有時候,香港就像身份認知分裂症患者,無法確認自己的屬性,就像前文提到的莫里斯(她在46歲時做了變性手術)一樣。不止是普通市民,整個城市的價值與身份認同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這也讓空氣中的硝煙味道愈加濃烈。

在北京,與其說一個人是專欄作家,倒不如說他是無業遊民更合適些。中國媒體的專欄文章制度相比西方而言,遠未完善。一個居住在北京的專欄作家,除非他能一天寫一篇文章,否則完全不足以供養家用。專欄作家也不是一個可以定義身份的職業。我在居委會登記資料時,居委會大媽七嘴八舌地要看我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非此不足以證明我是個作家。

彼時《新京報》在推廣一個叫「新北京人」的概念,我認為我就屬於這個群體:爺爺輩沒有扛槍進城,父親沒趕上高考重開,在此舉目無親,全靠自己瞎混。我跟北京的關係很簡單,就是京漂。由於沒有語言障礙,融入北京的生活其實很簡單,普通的北京人也並不排外。我有了很多當地的朋友,和北京的距離也就更近了。

在北京失聯的專欄作家賈葭。(騰訊大家網)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2011年的春天到了香港工作,就停掉了在《南方都市報》上寫北京的那個專欄,開始在《看天下》雜誌上寫香港。相比北京,這是一個新的世界,有許多值得我去發現的東西。這個位處亞洲中心的現代化大都市的確有許多頗可贊許之處,我不過是為前人的議論增加一些並不重要的注腳而已。但香港的生活對我個人而言,卻稱得上是一次脫胎換骨般的改變。也許我至今都沒意識到,她對我的影響有多大。

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那些有形的建築、雕塑以及街道,是這個城市可見的部分,是歷史留給她的外在烙印。然而秩序、規則與意識——這些不可見的部分——在支撐著這個城市的價值與夢想。站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有一種無形的力量讓我感到暢快、自由與安逸。我常常站在視窗默默地看著維港上空明豔的晚霞,心中一直在想,是什麼力量可以讓一個地無三尺平的地方變成如今這樣?

很多香港朋友問我在香港生活的感受,我都非常簡單地回答他們,生活在真實當中,或者說,我會覺得生活更真實。此時我會忽略我瑟縮在維港邊上一個400多呎的斗室裡、被80年代的冷氣機吵得難以入睡的情節,但我從不覺得這種生活有什麼可以值得抱怨的地方。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答案,但卻是我真正的感受。與此同時,我會想到英國作家簡·莫里斯(Jan Morris)描寫香港的一句話:就社會而言,這片土地是自由的,並且基本上是公平的。

北京胡同。(騰訊大家網)

見證香港回歸的會展中心坐南面北,其地基系在維港填海而成,突出在海面的金紫荊廣場,是整個維港的視線中心,這種設計背後蘊含的政治意味不言而明。過去關於香港的文學敘事都圍繞維港展開,從視覺形象上確立維港新時代的來臨有其必要。同樣是金屬與玻璃結構的中銀大廈,也是取代滙豐銀行大樓的新地標。這種角力在各個領域幾乎同時存在。



2003年11月,《新京報》創刊。他們編輯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寫一檔叫《新北京觀察》的欄目。這個欄目就是從偏理論的層次談北京的建築、交通、生活、遊樂、社區、歷史等等。為了寫這個,我讀了一堆當時覺得全然用不上的書。許多文章完全是現炒現賣。不過,這個時期的寫作,讓我迅速地重新地瞭解北京,這個光怪陸離、讓人愛恨交織的城市。一些老輩人都不太知道的典故緣起,我都能信手拈來。

我甚至為了寫好這個欄目,週末騎車在各條胡同裡亂竄。二環裡那些窄小幽深的老胡同,我幾乎都走過一遍。看到老房子、老建築就回家做記錄、查資料,跟一些老人聊天,在各種小吃店老字型大小流連忘返,後來發現連自己的口音都變了。我認為這是「當地語系化」的開始,既然決意在北京呆著,為什麼不寫我眼中的北京呢。

我逐漸在理解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在。我把最直觀的私人感受記載下來,並在截稿的時候告訴我的讀者,並且試圖讓他們知道我對於這個城市的思考並非是走馬觀花或者劉姥姥進大觀園那樣的簡單。同時又為了不給他們造成太多的閱讀負擔,我又儘量寫得輕鬆而簡約。可這實在是一件很扭捏和不輕鬆的事情。在描寫香港的一本書中,我的朋友嚴飛曾經說過,他是一腳站在香港,一腳站在大陸,可以說寫的是「門檻上的香港」,我則試圖把另外一隻腳從門檻上拿下來,讓自己全身進入。

說實話寫得很累。說到底,我是一個思想淺信用貸款薄而又無知無畏的人。我經常痛恨自己當年沒好好學習,以至於淪落到靠賣簡單常用漢字為生。這些文字在人類浩如煙海卷帙浩繁的所有文字中,完全黯然無色毫無意義。我甚至覺得這樣想一想也是對過去文明的褻瀆。在過去的幾次搬家中,我扔掉了幾乎全部的樣報樣刊,以至於當有編車貸輯來討論出版事宜時,我完全無法確認這些文字具體發表的時間。

我日益強烈地希望能夠給讀者提供更好玩更好看更有深度的文字,然而進展有限。我似乎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寫作瓶頸。再這樣下去,我就生生把自己給毀了。我極度不安地希望過去這些年裡個人的城市體驗,至少能夠給那些京漂和港漂青年提供一些資訊上的指南——假如真的可以這樣,那倒要謝天謝地了。這個集子裡還有一部分千字文是我對中國其他一些城市的細枝末節的觀察,其實就是絮絮叨叨地對城市裡的雞零狗碎發出各種牢騷。

因為在寫作上的枯竭和思想上的不自信,我開始厭倦被稱為一個專欄作家。這裡要用到那句名言,據說以前是拿黨員開玩笑的。別人假如在公開場合說我是專欄作家,我就要以半開玩笑半怒斥的口吻說,你才是專欄作家!你們全家都是專欄作家!

這本集子收入的文章截止到2012年的夏天。在與編輯不斷溝通的過程中,我試圖補充進一些新寫的稿子,卻發現香港、北京、臺北又都有其新的變化。北京逐漸讓我有種厭倦的情緒,在這樣一個龐大無序的城市裡,我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也許是長期對這個城市的抱怨形成了嚴重的心理暗示,我覺得過得並不舒服,但我又知道,我的青春和最值得浪費的時間,都在這個城市。

香港和臺北,也在2014年發生了許多與以往絕不雷同的故事,這些故事與崛起的中國相關。我眼睜睜看著,兩岸三地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有一種新的敘事,由更年輕的人去主導,看著他們就覺得自己已經老了。我當中有段時間離開香港回到北京,等我再回來時,聽著朋友們討論發生過的事,覺得自己錯過了很重要的時段,已經有點隔膜的感覺,甚至有些沮喪。

這兩篇文章之後,我就不給三聯寫了。因為《中國新聞週刊》的隨筆專欄編輯看到那兩篇後,輾轉找到我,表示可以給更高的稿酬,讓我寫給他們。我才不理會這二者的差別呢,有錢就行。也就是說,我最初寫專欄文章,純粹是為了稿費。我沒有太高尚的目的,我至少要把中文系的學費掙回來吧,不能虧本。多年之後,我在一個飯局上見到苗煒,那是我第一次見他,但卻頗有相知已久之感。

編輯數次建議我把這些新稿放在這個集子裡一併出版,但我認為,這樣並不合適,於我而言,此前此後,不論是文字還是思考,都差異頗大。如果有機會,我未來或許會再整理一個新的集子,會集中於港臺話題,因此這本小書裡的賈葭,就止步於2012年的夏天了。我也並不覺得可惜,因為我知道我想寫的事情還有很多。



賈葭專文:請你們等著我回來,我會回來

這篇序言,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寫了四次。也許在我心裡,這篇序言反而是最想讓讀者看到的東西。我想起湯瑪斯·沃爾夫在談及自己第一本書的出版,居然一口氣寫了七十五頁的手稿來分析自己的心路歷程,囉嗦得一塌糊塗,但一個作家願意這樣把自己剁開來分析,總是一件有勇氣的事情。

這個故事要從2003年的非典說起。彼時,我蝸居在馬連道的一間斗室裡躲非典,天天用繩子從窗戶吊麥當勞的外賣,眼見快要不名一文。有一天無意中翻開一本《三聯生活週刊》,看到《生活圓桌》那個欄目,不禁喜上眉梢,這樣的稿子多簡單啊,我也能寫。靈光乍現後,用了不到半個小時,寫了一篇題為《床笫之歡》的小文章,用電子郵件寄給那個投稿信箱。誰料下周就刊出了。

請你們等著我,我會回來。



賈葭在今年元月出版的新作《我的雙城記》。

*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我的雙城記》(北京三聯)自序。(原標題:你才是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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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後來,《南方都市報》邀我寫京漂生活,我欣然答應。這樣一路寫下來。前一陣子,我的專欄出現話題重複、素材重複引用等等狀況,讓我覺得這個主題似乎已經無法再談下去。堵車寫過三次,水淹京城寫過三次,颱風寫過兩次,我都覺得有騙稿費的嫌疑。每週三都絞盡腦汁地想,這周要寫什麼。比如前一陣引起關注的美國大使館天氣預報以及北京的霧霾,我在2010年的專欄裡就寫過,我也不能趁大家現在熱炒這個就拿出來重寫一遍,那樣太不道德了。這樣的難免情形,在此書中一一存其舊貌,讀者大略可知我之難處,唯不敬之處還望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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